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戴德生 (1832 ~ 1905)

( Dai Desheng , J. Hudson Taylor)

一、戴德生的祖輩

戴德生(Hudson Taylor)於1832年5月21日出生於一個基督徒世家,其曾祖父名叫戴雅各(James Taylor),原居住在英格蘭南約克郡的洛士頓(Royston, South York)。在他結婚之日早晨,聖經中的一句話:”至於我和我家,我們必定事奉耶和華”(約書亞記24:15)進入他的內心,使他大受感動,生命得到重生。從此後,這句話就成為戴家與神之間所立的約,世世代代一直守約到今日。

戴雅各夫婦婚後,移居到邦士立(Barnsley),成為戴家世居之地。不久,戴雅各成為邦士立循道宗教會的傳道。1786年,83歲的約翰衛斯理到邦士立佈道時,就住在戴雅各家。五年後,戴雅各帶領當地信徒,在附近針疊山(Rinfold Hill)上建立了循道宗禮拜堂。

戴德生的祖父戴約翰(John Taylor)是長子,父親去世後即擔負起家庭重任,以紡織為業,養家糊口。戴德生的父親戴雅各(James Taylor)年輕時開始學醫,19歲時即擔任循道宗教會的傳道。24歲學成後回鄉開設藥房。1831年與賀雅美(Amelia Hudson)結婚。婚後,兩人在信仰上共同追求,並讀過一些關於中國的書,包括賀爾艦長(Captain Basil Hall)所寫的《遊記》(Narrative of a Voyage),由此便產生出向中國人傳福音的願望。他們在禱告中許願:如果神賜他們一個兒子,願將他獻上為神使用。結果神遂其所願,賜給他們兒子戴德生。從孩提到年少,父母對戴德生的成長影響很大,戴德生後來追述說:”就我自己和我對神所委身的工作而言,我對我的雙親有著不可言喻的感激之情。如今,他們都已進入安息,然而,他們對我的影響卻永不磨滅”。

母親賀雅美於1881年出生在一個牧師家庭,16歲時即外出擔任家教。同戴雅各結婚後次年,即生戴德生。其後又生二男二女,惜兩個男孩先後夭折,只有兩個女兒存活下來。母親敬虔的榜樣,為戴德生和兩個妹妹打下了良好的屬靈根基。

戴德生年少時,就時常跟隨父親到附近鄉間傳道,從而使其對窮人富於同情心。父親還常常帶領家人一起閱讀巴彼得(Peter Parley)所著《中國和中國人》(China and Chinese)一書,其優美的文字和插圖深得孩子們喜愛,故戴德生自年少時起就立志長大後到中國去傳福音

二、戴德生的得救與獻身

戴德生年少時也曾經歷不信與反叛,為此,母親和大妹賀美(Amelia Hudson Taylor)常為他迫切禱告,甚至賀美立志每日三次為哥哥禱告,直到他得救為止。1849年6月的一天,母親到五十哩外的巴頓(Barton-on-Humber)拜訪自己的妹妹Mrs. Mary Hudson。午後,她為戴德生得救的事懇切禱告,並決意除非蒙神應允,絕不停止禱告。數小時後,母親內心得到平安,禁不住讚美神。同一時刻,剛滿17歲的戴德生正在家中書房讀一福音單張,被”基督所成就的救贖之工”一文所感動,日後他說:”聖靈的光照入我心中,使我豁然開朗,明白再無可作的了,只有跪下接受衪的救恩,不住的讚美衪”。又說:”兩週後母親回來了,我告訴她,我有好消息報告給她,她說她已知道,並已高興了兩週,因為神已經告訴了她”。

重生得救後的戴德生,內心充滿了極大的喜樂,並急迫地要將一切奉獻給神。多年後他回憶說:”我清楚記得,我是何等地喜樂!我將我的愛傾倒在神面前,一再向祂表明,我對衪的感激之情。當我無望之時,祂已為我作成一切。我求祂讓我為衪作一些事,以表明我的愛與感激;一些捨已的事,無論多麼艱難、多麼渺小的事,只要能得衪的歡心。我清楚記得,當我將自己毫無保留奉獻在祭壇上時,一種神聖莊嚴的感覺,深深地臨到我,我確知衪已悅納了我的奉獻。神的同在,成了不可言喻的真實與祝福。我深深記得,當我俯伏跪在衪面前時,那不能言說的敬畏與喜樂充滿了我。我雖不知衪要我作什麼,我卻深深知道,我已不再屬於自已,這感覺直到如今不能磨滅”。

這一重生得救的經歷,成為戴德生一生的轉捩點。1849年9月,大妹賀美開始到寄宿學校讀書。同年 12月的一個夜晚,戴德生寫信給賀美(Amelia Hudson Taylor),說他極其渴慕過聖潔生活。當夜,他在神面前表明心願:無論神把他領往何處,無論遭遇什麼事情,他都願意為主擺上。日後他回憶說:”我永遠不能忘記,我在全能神面前與衪立約,我幾乎要退縮,但已是不能,……從那時候起,我深信我已蒙召到中國,直到如今,這信念不曾離開我”。從那時起,他聽到主的聲音對他說:”你為我到中國去”;也是從那時起,他開始為中國而活。他母親說:”從那一時刻開始,他的決心已定。他的追求、他的學習,無一不以此為目標;也不論遭遇任何困難,他的志向總不動搖”。

從立志獻身之日起,戴德生將自己所有的舒適用品送給別人,以度簡樸生活;加大運動量,以鍛練身體;外出佈道,慰問病人,以操練愛心。當他讀過宣教士麥都思(W. H. Medhurst)所寫的《中國:現況與展望》(China: Its State and Prospects,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Spread of the Gospel)之後,得知醫藥對中國宣教的重要性,於是決定學醫。19歲時,戴德生離家到赫爾(Hull),從師於哈迪醫生(Dr. Robert Hardey),同時學習度一種簡單、刻苦的生活。母親為其健康擔憂,他回信說:”每年一千二百萬中國人去世,沒有神,沒有希望。…… 我們豈可置之不理? ……我覺得若不替中國作一點事,就不能活下去”。一年多後,戴德生轉到倫敦醫學院,專攻外科。一次,在解剖屍體時,戴德生不慎感染猩紅熱,醫生判定他必死無疑。他後來作見證說: “我起先覺得憂愁,因為不能到中國去;一會兒又覺得我在中國有工作,不會死的。我向不信主的教授作見證說,我歡喜離世見我的主,可是因為我有使命在中國,無論病況如何嚴重,我必能脫險”。結果正如他所相信的,竟至痊癒。

促使戴德生遠赴中國宣教的另一推手是德國宣教士郭實臘(Karl Frederich August Gutzlaff, 1803-1851)。郭氏原為”荷蘭傳道會”(Netherlands Missionary Society)所差派,到爪哇宣教,不久他脫離該差會而獨立。1831-1835年,當中國仍門戶緊閉時,郭實臘穿華服,操華語、七度遊歷中國沿海各省,派發數十萬福音單張和聖經小冊。1844年他創立”漢會”(Chinese Christian Union),專門雇用華人深入內地散發福音單張及書冊。同時他為歐美各種報刊撰文,介紹中國,鼓動宣教,從而在歐美掀起來華宣教浪潮。1850年,郭實臘返歐期間,於倫敦創辦並發行了《海外佈道雜誌》(The Gleaner in the Missionary Field),戴德生從始至終都是這一雜誌的忠實讀者,並深受激勵。1852年5月”中國傳道會”(The Chinese Evangelization Society)成立。1853年9月19日,戴德生成為該會所差派的第一位宣教士。日後,當戴德生創立”中國內地會”時,他曾如此說: “郭實臘乃中國內地會之祖”。

三、早年中國宣教經歷

1853年9月,戴德生接受”中國傳道會”的差派,準備啟程前往中國宣教。為此他不得不與未婚妻韋瑪莉(Marianne Vaughan)解除婚約,因為瑪莉的父親不願意把女兒遠嫁到中國去。9月19日,戴德生在利物浦碼頭登上”敦費士號”(Dumfries)輪船,啟程前往上海,母親前來為兒子送行。多年後,戴德生憶述當天的情景:”我永遠不能忘記,那從母親內心絞出來的哭聲,像刀刺透我。直到那時,我才完全明白: 神愛世人,甚至將祂的獨生子賜給我們的意義之重大”。母親日後也回憶說:”戴德生看見我的痛苦,特地跳上岸來安慰我,說: ‘親愛的母親,不要哭,這只是一個短短的分別,很快我們就會再相見的。想一想,我離開您,不為名、不為利,乃為一個榮耀的目標—-引領中國人認識耶穌'”。

經過156天的海上航行,”敦費士號”終於在1854年3月1日抵達吳淞口。戴德生登岸後,暫時住在倫敦會雒魏林醫師(Dr. William Lockhart)家中。半年後,他才在北門外租到房子,開始宣教工作。但僅三個月,租屋就被炮彈炸毀。當時正逢”小刀會”起義軍佔據上海,與清軍對峙。戴德生身處戰火之中,不但生活艱苦,生命也時常受到威脅。1854年10月19日凌晨,他在睡夢中被火光驚醒。黑暗中,他迅速穿好衣服,禱告祈求神的護佑。當他爬上屋頂察看時,眼見火藉風勢,就要燒到他所住的木屋。在這危急時刻,天竟下起雨來,這才使他倖免於難。日後戴德生回憶這段艱難的歲月時說:”(那時我)寒冷、飢餓、在危險的黑夜守望無眠、甚至感到完全孤立無助。……但有什麼比這樣的環境,更能顯出神話語的甘甜、神同在的真實,以及神幫助的可貴呢?事實上,這正是我倒空自己,學習謙卑的時候。經歷這些,不是叫我蒙羞,乃叫我信心更加堅定,在祂帶領之下,勇往直前,並經歷衪應許的可靠……”。

1854年11月,”中國傳道會”差派巴格爾醫師(Dr. William Parker)夫婦到上海與戴德生同工。在1854-1857年間,戴德生以上海為基地,曾18次到江浙兩省旅行佈道。在其第八次,臨去杭州灣宣教之前,為便於接近中國人,他特地叫理髮師為他剃髮染髮、編辮子,並穿上華服。不出所料,這次佈道效果果然明顯。在他給妹妹的信中,談到這次剃髮、梳辮的經歷:”生平第一次剃光頭是件痛苦的事,尤其是皮膚容易長痱子的人,……染髮五六個小時,……到梳頭之時,痛苦達於極點。……就因為受苦,才顯出這條辮子的可貴”。

戴德生也曾與賓惠廉牧師(Rev. William Burns)同工,到江浙及廣東汕頭佈道。他尊賓惠廉為其屬靈的父親;賓惠廉也受他影響,改穿中國服裝,二人成為莫逆之交。

1856年10月,戴德生離開上海前往寧波,與那裡的”中國傳道會”宣教士祝恩賜(John Jones)同住、同工,和他一起學習過”信心生活”,二人在基督裡結為至交。不久,戴德生因與差會在某些理念和原則上發生分歧,又得知差會出現赤字,遂於1857年5月,脫離”中國傳道會”,開始獨立傳道。其樓下會堂兩側懸掛著兩幅對聯: “耶和華以勒”(耶和華必為我們預備),”以便以設耳”(到如今耶和華都幫助我們),表達出他們憑信心宣教的理念。

在寧波宣教期間,戴德生遇到了女宣教士瑪麗亞(Maria Dyer),並與之相愛。瑪麗亞於1853年到寧波,在艾迪綏女士(Mary Ann Aldersey)創辦的教會女校中任教。她的父親台約爾(Samuel Dyer),也是一位早期的來華宣教士。他改良了中文活字,提高印刷效率。1843年病逝於澳門,葬於馬禮遜墓旁。1858年1月20日,21歲的瑪麗亞與身穿中國式長袍,腦後垂著一條長辮子的戴德生,在寧波英國領事館內舉行婚禮。婚後,二人同心在寧波繼續宣教工作。次年7月,長子戴存恩(Grace Dyer Taylor)降生。同年8月,巴格爾醫生返回英國,戴德生接替他掌管寧波醫院。他憑著信心,和八個當地教會的中國基督徒,一同服事病人,一同經歷神的信實。1859年底,共有六百多人門診,六十多人入院,其中多人因聽信福音而接受基督。

長期勞累使戴德生的身體大受虧損。1859年底,他因氣管炎導致呼吸困難而住進醫院。1860年新年,他在病榻上度過。2月l4日他寫信給父母,請求他們在循道會中發出呼籲,盼望能有五位青年基督徒,獻身前來中國宣教。他寫道:”希望父親同意我這一點願望,……此地人民不斷沉淪,神卻不斷祝福我們的工作,只是我們已經筋疲力盡,需要人來幫忙。……父親啊!您既已奉獻了您的兒子,請您再奉獻您的影響力!”同一天,他也寫信給新婚的妹妹和妹夫,就是在這封信中,記下了戴德生的一段名言:”假使我有千鎊英金,中國可以全數支取;假使我有千條性命,決不留下一條不給中國。不,不是中國,乃是基督。這樣的救主,我們為衪所作的,會嫌太多嗎?”

四、創立”中國內地會”

1860年7月19日,戴德生和瑪麗亞帶著未滿週歲的小存恩,搭乘”禧年號”輪船從上海啟程回英國。同行的還有寧波教會的王來君弟兄,負責在航程中照顧身心俱疲的戴德生。到英國後,還要協助戴德生翻譯聖經。當他們抵達倫敦後,戴德生立即著手洽談印刷寧波語新約聖經、讚美詩及福音單張等事宜。三週後才踏上返鄉之路,探望闊別七年之久的父母。

1861年1月,經倫敦醫院克拉克醫師(Dr. Andrew Clark)診斷,戴德生的肝臟、消化系統和神經系統都已嚴重受損,必須留在英國休養,幾年內不得出國遠行。因此,戴德生只好遵醫囑留在英國有四年半的時光。但他一點都沒有閒著,這段時期反成為他重新得力,重整旗鼓的時期。在此期間,戴德生成就了數件大事:(1)1862年,順利通過考試,取得英國皇家外科學院會員資格,成為合格的外科醫生。同年秋天,又取得皇家外科學院助產資格證書,成為合格的產科醫生。(2)1861年5月,完成寧波語《讚美詩集》,1863年10月,與高富牧師(Frederick F. Gough)合作,在王來君的協助下,翻譯、修訂羅馬拼音版”寧波語新約聖經”。(3)如其禱告所求,於1862-1865年間,先後有五位宣教士奉差去寧波宣教,他們是宓道生夫婦(James & Martha Meadows,僅一年後宓夫人因霍亂死於寧波),樂曼小姐(Miss Jean Notman),白克敵(Stephan Paul Barchet),江郎筆(George Crombie)與未婚妻施金娜(Anne Skinner)。

但最重要的莫過於”中國內地會”的創立,此舉可說是戴德生人生的里程碑。從1864年底開始,戴德生和瑪麗亞花了半年多時間,完成《中國:屬靈的需要與託付》(China: Its Spiritual Need and Claims)一書的寫作。但就在此時,他發現英國各差會在華宣教士數目卻由115人減至91人,而且全部集中在中國沿海五口城市中,無一人在中國內地宣教。看到這種情況,一想到在中國每月都有百萬人死亡,卻無機會聽信福音,以致靈魂不得拯救,便憂心如焚,徹夜難眠。1865年6月下旬,戴德生到柏萊頓海濱(Brighton Beach)度假。6月25日,在參加一次福音聚會之後,他獨自到柏萊頓海邊沙灘上散步,再次想到中國那千百萬失喪的靈魂,心靈痛苦至極。後來,神的安慰與啟示臨到他,使他內心得到空前的釋放,以至於他完全降服於神,並懇求神為他預備24位宣教士,與他共赴中國,為擴展神的國而爭戰。從柏萊頓海濱回倫敦後,戴德生以”中國內地會”之名在銀行開了個戶頭,存入十磅英金,”中國內地會”於焉成立。接著,戴德生到英國各地傳遞”中國內地會”之異象。在1865年9月第三屆”蘇格蘭基督徒靈修大會”(Scotland Christian Convention),他引用箴言24:11-12:”人被拉到死地,你要解救;人將被殺,你須攔阻”,與會眾分享信息。1865年10月25日,戴德生的《中國:屬靈的需要與託付》出版,並在第二屆”密爾美靈修大會”(Mildmay Conference)上分發,引起很大迴響。1866年3月12日,第一期《不定期報》(Occasional Paper)創刊,報導內地會消息。直到1866年5月26日”蘭茂密爾團體”啟程之前,戴德生仍到各處傳遞異象。

1865年10月,戴德生差派差范約翰夫婦(John & Ann Stevenson)與曹雅直(George Stott)前往中國,會同先前所差往寧波的5位,共計有8位,成為中國內地會的先驅。1866年5月26日,戴德生夫婦攜四個孩子,與16位宣教士啟程前往中國,史稱”蘭茂密爾團體”(Lammermuir Party)。

五、”中國內地會”在華事工

中國內地會在華事工大致可分為四個階段:

第一階段(1865-1875):紮根時期。戴德生率”蘭茂密爾團體”於1866年9月30日抵達上海後,稍事安頓即前往杭州開拓新的宣教基地與工場。11月,他們搬入杭州市新街弄一號,內設禮拜堂、診所、藥房、辦公室和印刷室等。從一開始他們就入鄉隨俗,身著中國服裝,男束髮辮。雖然因此曾被人嘲笑為”豬尾巴宣道會”,他們仍堅持如此行,盡力與中國百姓認同。

在杭州教會發展的同時,曹雅直於1867年12月奉派去溫州宣教。由於他只有一條腿,當地人以”獨腳番人”稱他,但他憑著對神的信心,以及對人的愛心,把福音帶給當地人。1868年他為一位名叫葉鍾傑的鞋匠施洗,使之成為溫州第一個基督徒。同年,他興辦一所男校—-崇真小學。1870年結婚後,其夫人又興辦一所女校—-育德女學。1880年,他們又創辦一所西醫院,此乃溫州最早的西醫院。藉著學校和醫院,使福音逐漸廣傳於溫州。到1889年曹雅直去世時,福音已在溫州紮下根來。

1868-1871年間,戴德生來往奔波於鎮江與揚州之間,此期間發生了一連串令戴德生刻骨銘心的大事,先是揚州教案;接踵而來的是三個年幼兒女以及愛妻瑪麗亞之死。

揚州教案起因於法國宣教士金緘三(Joseph Seckinger)所開設的育嬰堂。1868年育嬰堂內有數十名幼兒相繼夭亡,導致謠言滿城流傳,激起民眾反教浪潮,殃及內地會宣教站。8月23日,大批民眾衝入內地會教會,焚屋劫財,造成李愛恩(Henry Reid)、路惠理(William Rudland)、白愛妹(Emily Blatchley)、瑪麗亞四人受傷。當時瑪麗亞已懷孕六個月,急難中跳樓求生,失血甚多。事發之時,戴德生不求助於英國領事,反求助於揚州官府,騷亂方得平息。亂後,兩江總督曾國藩負責承辦此一教案,調查結果曰:”…… 嬰孩死傷雖多,並無挖眼挖心之弊,是醫生與乳媽之咎,並無教士之過。育嬰乃法國教堂之事,尤非英國教士之過。……揚城百姓之疑可釋,而戴教士之冤可伸矣!”事後,戴德生和內地會以基督之愛化解仇恨,無任何報復之念,亦不尋求賠償。但英國政府與英國領事麥華陀(Walter Henry Medhurst Jr.)以此事為藉口,以砲艦政策對付中國,卻使戴德生蒙受不白之冤。此舉實違戴德生本意,戴德生於事發之時不求助英國領事,而求助揚州官府,正是他不願意英國政府介入之故。

江浙一帶,每到夏季酷暑難耐,百病叢生。西教士與其家屬,往往因氣候或水土不服而喪生。1867年8月,戴德生長女戴存恩因患腦膜炎而去世;1870年2月,六歲幼兒存禮因肺病死於江船上;3月,剛剛誕生諾爾又不幸夭折;而更為不幸的是瑪麗亞產下諾爾後染上霍亂,於7月23日告別了這個世界。戴德生忍受著巨大的喪妻之痛,將愛妻埋葬於鎮江,墓碑上刻著她與三個早夭兒女的名字。為拯救中國人的靈魂,他把自己的妻子、兒女獻於祭壇上。戴德生只有在信中向母親傾吐心中的痛苦與靈性掙扎:”惟衪知道我愛我妻的程度,我眼裡的光,心中的樂都在乎她。她在世最後一天,我們互表歷久彌新的愛情。她為我所作最後一件事,就是將一臂摟抱著我的頸項,一手放在我頭上,我想她是要給我祝福……。當我獨處房中,久不見愛妻身影,不聞在英兒女之腳步聲,恐怖的空虛感向我襲來,至此我方明白為什麼主說:’人若喝我所賜的水,就永遠不渴’。恐怕一天有二十次,不分晝夜,當我的心一再渴了,我向衪呼求,祂就火速來到,安慰我。……我對神的同在與安慰有如此真切的領受,有時我不禁好奇:瑪麗亞在主的懷中,是否也能有如我這般深刻的體會?”

1871年8月,戴德生返英探望三個孩子,同行的有福珍妮(Jennie Faulding)和宓道生夫婦等人。福珍妮是”蘭茂密爾團體”中人,已在中國宣教五年,當時是杭州教會的重要同工。她與戴德生在船上相處日久,感情日深。抵英後,福珍妮徵得父母同意後,於1871年11月28與戴德生在麗晶教堂舉行了婚禮。

1872年11月,戴德生再度來華。此時他致力於使內地會在各地建立的教會本土化,著力培養中國教牧同工,使教會不再依賴於外國差會,達到自立、自養、自傳。任檉園牧師就是其中的一位。由於他忠心愛主,勤懇作工,帶領許多人信主,故被稱為浙江教會的使徒。1874年1月,戴德生看到中國內地的更大需要,在禱告中求神再預備五十或一百個中國傳道人,以便開發浙江省四府四十八縣福音未到之地;也求神差派更多宣教士來打開那福音未到的九省之門。1874年5月底,戴德生與祝名揚(Charles Judd)進入武昌,擬以此地作為進入九省的根據地。

據統計,”中國內地會”在第一個十年中(1865-1875),已在江、浙二省、內陸二省(安徽、江西),建立了28個教會,56個宣教站與佈道所;擁有36位西國宣教士,76位中國同工。王來君成為華人在內地會出任監督的第一人,負責統管浙北教牧事宜。

第二階段(1875-1885):內地拓荒時期

1874年6月,戴德生因脊椎受傷不得不離華返英療養,病重時幾至癱瘓。到1875年4月,戴德生的健康逐漸恢復,他堅信神一定會帶領他重返中國。他每天對著牆上的中國地圖,迫切為九省禱告;更祈求神親自差派18位”大有信心、真誠奉獻、火般熱心,樂意為主生活、為主工作、為主受苦,甚至為主而死”的宣教士去中國。結果神給了他24位,包括已在中國宣教的6位,共30位,從而掀開中國西南宣教開拓史的一頁。

1876年9月,戴德生率隊啟程來華,神此時也為他們打開內地宣教之門。1876-1877一年半之內,大約二十位宣教士深入中國內地,總行程三萬哩路,創下諸多個”第一”:戴亨利(Henry Taylor)是第一個進入九省的宣教士;福珍妮(Jennie Faulding Taylor)是第一個深入內地的女宣教士;賜醫生(H. A. Schofield)在山西太原建立了內地會第一所醫院;金輔仁夫婦(George & Emily Snow)是第一對定居於內地(陝西漢中)的夫婦;麥卡悌(John McCarthy)成為第一個進入雲南的基督教宣教士 ……。

1876-1879年,中國華北發生前所未有的大旱災,整整持續了四年,同時伴有蝗災與瘟疫的發生,其中尤以山西災情最為嚴重。巡撫曾國荃如此描述說: “赤地千有餘里,飢民至五六百萬之眾,大祲奇災,古所未見”,甚至在許多地方出現人吃人的現象。

內地會宣教士秀耀春(Francis James)和德治安(Joshua J. Turner)於1876年到山西開拓宣教工場,適逢大旱,遂投身於賑災事宜。隨後,內地會與另外三個差會合作,共有69位男宣教士全力投入賑災行動。因急需從事婦孺工作的女宣教士,一時又找不到合適的人選,戴德生只好讓自己的妻子珍妮前往山西賑災。當時珍妮已有兩個孩子,但她把他們托給戴德生的妹妹戴賀美照顧之後,便帶著兩個年輕的女宣教士奔赴災區,不久在太原成立了一所孤兒院,救助孤兒、棄兒。

1879年戴德生在山東煙台養病期間,感覺到那裡依山傍水,氣候宜人,遂萌生創立學校之念,以供內地會子弟就讀。後與祝名揚一起購置土地,購買建材,建造校舍及修養所。1881年1月學校正式開學,名之為”芝罘學校”,當時學生只有祝名揚的三個兒子。1882年招收學生14人; 1886年增至100人,分男、女、預校等三個部門。學校授課一律採英國學制,高中畢業須經牛津考試,及格者可升入英國任何大學。數年後,芝罘學校成為蘇彝士運河以東最好的英文學校。至1942年,芝罘中學男女兩校,共栽培學生2,116人,其中內地會子弟756人,畢業後獻身宣教者有152人。

1942年,珍珠港事變後,芝罘被日軍關閉,校產為日軍接收,全校師生被關入山東濰縣集中營,其中包括戴德生兒子戴存仁(Herbert H. Taylor)牧師和奧運短跑冠軍李岱爾(Eric Liddell)。在二年多時間裡,老師們以他們全部的愛關心、照顧著學生們的學習與生活,直到1945年8月戰爭結束。

從1879年開始,戴德生不顧自己的病體,經常到各地巡視工作,探視深入內地各處的同工。所到之處,給同工們帶去具體的幫助與關愛。在不到四年的時間裡,他已行過一萬五千哩以上的路程。雖然舟車勞頓,十分辛苦,但他內心卻充滿了極大的喜樂, 1880年7月他寫信給母親說:”看到福音傳到中國最偏遠的地方,我心中的喜樂不可言喻。這事工值得我們為之生,為之死”。

1881年11月,戴德生在武昌召開會議,探討內地會的事工與策略。會議決定再次徵召77個宣教士。為此,戴德生特地於1883年3月返回英國。在任職倫敦內地會的妹妹戴賀美和妹夫海班明(Benjamin Broomhall)的協助下,到1884年共有76位應召成為內地會宣教士,其中包括海班明的長女A. Gertrude Broomhall和長子海國錄(A. Hudson Broomhall)。姐弟倆同日啟程赴中國太原,成為日後”海家班”在華宣教的先驅者。

至1885年時,除原有沿海二省(浙江、江蘇)、內陸二省(安徽、江西)外,”中國內地會”已進入福音未至之內陸九省,遠至雲南、西藏。根據海恩波在《中國內地會五十年史》一書中的統計,內地會至此共建立45個有組織的教會,141個宣教站或佈道所,學校16所,宣教士137人,中國同工106人,受洗的中國基督徒1,764人。

第三階段(1885-1895):國際化時期

在這一階段,內地會開始走向國際化。先是由戴德生和美國佈道家慕迪共同促成的”劍橋七傑”之獻身,在英美造成轟動;後有北美內地會之成立,差派宣教士來華;接著又有歐洲差會加入,成為伙伴差會。同時內地會在世界各地,包括中國、蘇格蘭、美國和澳洲等地,成立諮詢委員會,從而使內地會成為一個超宗派、國際化的宣教機構。

“劍橋七傑”,即何斯德(D. E. Hoste),施達德(C. T. Studd),司米德(Stanley P. Smith), 章必成(Montagu H. P. Beauchamp),蓋士利(William W. Cassels),杜西德(Cecil H. Polhill-Turner),與杜明德(Arthur T. Polhill-Turner)。他們之中,有出身貴族、巨商,有運動明星、皇家軍官,又皆為劍橋大學高材生,卻為基督福音的緣故甘願放棄錦繡前程,甚至放棄巨額遺產,於1885年2月啟程來到封建落後、充滿敵意的中國內地,把他們的青春、才華與愛奉獻給中國人民。他們抵華後,數十年之久,深入山西、四川、甘肅,甚至西藏,拓荒佈道,建立教會。何斯德和司米德在山西與洪洞縣的中國傳道人席勝魔成為親密同工。席勝魔原係一秀才,吸食鴉片成癮,後由英國宣教士李修善牧師(David Hill)帶領信主,不但自己戒掉鴉片,還廣設”天招局”,助人戒煙。1885年夏,何斯德、司米德等人來到平陽,席勝魔得益良深。1886年當戴德生來山西時,親自按立席勝魔為平陽、洪洞、大寧三區的主任牧師。席勝魔與何斯德同工十年之久,成為主內至交,直到1896年離世為止。

1886年6月戴德生在上海召集同工,為購地建立內地會總部禱告。會間有一位名叫榮晃熙(Archibald Orr-Ewing)的青年人,剛剛在英國繼承了一大筆遺產後來到中國,準備加入內地會。禱告會上,他受感奉獻為建造總部所需的全部費用。1890年2月,內地會總部落成,門前紀念碑上刻著:”為神的榮耀,並在中國拓展祂的國度而建”。此後四十年間,這三幢樓房充分發揮功能。到1929年時,內地會宣教士由當年的360位增至1,200位,樓房不敷使用,遂將之變賣,另建新樓於新閘路,並於1931年舉行了奉獻禮拜。

1886年11月13日,戴德生在安慶召開會議上,正式成立”中國諮詢委員會”,任命范約翰(John Stevenson)為內地會副主任,巴子成(James Broumton)為司庫,宓道生(James J. Meadows)為浙江省監督,衛養生(James Williamson)為副監督,顧正道(William Cooper)為安徽省監督。此外還作出兩項決議: (1)徵召一百位新的宣教士;(2)在安慶成立語言訓練學校。為徵召宣教士,戴德生於1887年1月第六次返英,四處奔波呼籲,足跡遍布整個英國。是年底,共有102位宣教士應召踏上中國宣教之行程,再次超過戴德生所想所求。

戴德生在中國多年,深深感受到鴉片對中國人民造成的危害。1888年6月,在倫敦召開的第三屆”國際宣教大會”上,戴德生提出抵制鴉片貿易的動議,並獲得一致通過:”本大會在此,義正嚴詞表達我們的看法,我們謹呼籲政府竭盡所能,全面壓制邪惡的鴉片貿易,否則不足以為那已造成、並且還繼續造成,對中國人民身體、道德與社會,無可計數的傷害,擔負起責任”。戴德生的妹夫海班明,多年從事反鴉片活動,不遺餘力。他在內地會任職期間,擔任”反鴉片協會”幹事一職,編輯《全國正義》雜誌,並著有《吸食鴉片的真相》(The Truth of Opium Smoking),與《英國的罪惡與愚蠢》 (Britain’s Sin and Folly)等書。在教會、宣教士和其他有識之士的共同努力下,促使英國政府終於在1917年全面禁止對中國輸出鴉片。

1887年11月,一位普林斯頓大學畢業的美國青年霍亨利(Henry W. Frost)來到倫敦,邀請戴德生到美國講道,傳遞內地會的異象。1888年7月,戴德生在次子戴存義(Howard Taylor)陪同下,到慕迪舉辦的學生夏令會及尼亞加拉湖畔退修會上講道,結果竟收到足以支持8位內地會宣教士的奉獻。由此戴德生覺得成立內地會北美分會,接納北美宣教士的時候到了。他繼續在北美領會一段時間後,志願加入內地會的青年竟超過40位之多。經遴選後,最後選定14位,由戴德生親自帶領,於1888年9月從多倫多啟程前往中國,史稱北美”蘭茂密爾”團體。1889年戴德生第二次到北美,主持成立”北美諮詢委員會”於多倫多。到1893年底,北美分會共差派出39位宣教士赴華宣教。

1889年10月,戴德生為《億萬華民》雜誌撰文”傳給萬民”,呼籲一千位宣教士到中國去傳福音。此後他的北歐之行,以及在1890年5月上海第二次”中國宣教士大會”上,他都一再分享這一信息,結果導致了內地會與其他差會之間的伙伴關係,並且釀成千名宣教士徵召運動。1890年8月戴德生在章必成陪伴之下,應邀前往澳洲主領聚會,內地會澳洲分會遂應運而生。至1890年11月,共有12位宣教士加入內地會,跟隨戴德生前往中國。1891年1至4月之間,來自歐洲、美國、加拿大的七隊人馬,共78人抵達上海;另有北歐來的北美瑞挪會兩隊50人也趕來加入到中國宣教行列,他們都在千名宣教勇士之列。

此時,內地會幾位資深宣教士的第二代興起,步其父輩的後塵先後來到中國。首先是戴家: 繼戴存仁於 1881年到中國之後,戴存愛(Maria Taylor)、戴存義(Howard Taylor)和戴存信(Ernest Taylor, 1875-1945)也先後加入內地會。

其次是海家:包括後來嫁給何斯德的長女Gertrude、長子海國祿、四女海懿德(Edith Broomhall),次子海恩波(Marshall Broomhall),以及四子海文啟(Benjamin C. Broomhall),先後加入內地會來到中國。不但如此,海家的第三代,包括海國祿的兩個女兒海寬愛(Mary Gertrude)和海寬厚(E. Marjory),以及海文啟的兒子海恆博(Alfred J. Broomhall),也分別於1921、1924與1938年加入內地會。戴、海兩家的第二代,被分別派往江西、河南與山西宣教。

再次是金家: 也就是戴德生的好友Grattan Guinness的兒女們。先是長女金樂婷(Geraldine Guinness)於1888年來到中國;1894年她與戴存義結婚,此後,國人以戴存義師母稱之。她擅於並勤於寫作,為內地會保存了許多珍貴的歷史。她的弟弟金純仁醫生(Dr. G. Whitfield Guinness), 於1897年到河南行醫傳道,成為開封著名的金大夫,後因感染斑疹傷寒殉職。他的兒子金立時(Henry Guinness)也曾在河南及台灣等地服事。

此外,宓道生、路惠理(William Rudland)、魚愛光(Charles Thomas Fishe)、鮑康寧(Frederick W. Baller)、衛養生、祝名揚,與麥卡悌等人的子女也陸續跟隨他們的腳蹤,加入內地會。其中,麥卡悌之子麥有德(Frank McCarthy),曾擔任芝罘學校校長達35年之久;祝名揚的兩個兒子,祝康寧(Frederick Judd)與祝家寧(Charles Jr.),還有孫女祝美蘭(Kathryn Judd),也都成為內地會的宣教士。

截至1895年底,中國內地會共有宣教士604位,中國同工417位,福音站121個,會堂233所;教堂149所,學校46所;中國受洗基督徒7,173位。在組織建設上,先後在加拿大、美國和澳洲等地設立分會;更有挪威、瑞典、芬蘭、德國等各國伙伴差會加入,從而使中國內地會成為不分宗派,不分國籍,在基督裡真正合而為一的國際性差會。

第四階段(1895-1905):世代交替時期

在這一階段中,中國經歷了中日甲午之戰,戊戌變法以及庚子之亂,政局瞬息萬變。中國的一敗再敗,激起憤怒的浪潮,仇外反教之情日烈。戴德生為各處宣教士的安危,時常焦慮。他的身體,也因長期透支而日益衰退,內地會新老交替不可避免。

1895年,戴德生任命年輕的顧正道(William Cooper)為助理主任,協助處理行政及巡迴探望。1896年5月戴德生將所有事務交給顧正道,然後與珍妮返回英國。雖然年老體衰,戴德生在英國仍然馬不停蹄四處奔波,為要把傳福音給萬民的異象,繼續傳遞下去。同時他探望各個部門,為交接班作準備。他說:”我的目標,就是讓各個部門沒有我,仍然可以運作”。

1898年1月,戴德生第十次來華。剛抵上海,病痛就又發作。待稍微好轉後,他於同年11月即啟程赴重慶,參加1899年1月”華西宣教士大會”。會後病重,珍妮為他跪禱祈求,竟獲痊癒。1899年9月在戴存義夫婦陪同下,戴德生又遠赴澳洲,推行”前進運動”。1900年4月,戴德生應邀到紐約聯合宣教士大會上主講”宣教工作的能力之源”,屆時美國總統和紐約州州長亦出席歡迎他。同年5月到波士頓主領聚會,會間突然體力不支,思緒中斷,這是他身體嚴重耗損的結果。

1900年6月,戴德生和珍妮由戴存義夫婦陪同,前往瑞士休養。正當此時,在中國爆發了”義和團之亂”。7月初,顧正道在保定被拳民殺害,成為內地會首先為主殉道者。7月9日太原宣教士47人全體遇難。在整個義和團之亂中喪生的宣教士,山西126人,蒙古22人,直隸19人,浙江11人,山東、湖北、河南及北京、上海共11人,合計為189人。單內地會被害者就有79人(成人58人,孩童21人)之多。中國基督徒殉道人數更高達兩千多人。

當消息傳到瑞士,戴德生心如刀割,幾乎支撐不住。他說:”我不能看書,不能思想,甚至不能禱告,但是我能信靠”。是年底,他開始寫信安慰受難家屬。1901年1月委任何斯德為代理主任。雖然內地會的生命財產蒙受極大損失,但戴德生與其同工仍決定本著基督之愛,持守不索賠、不懷恨、不報仇的原則,即使中國自願賠償亦不接受。休養期間,戴德生心繫中國,渴想早日返回宣教工場,未料跌倒背傷重犯,以致不能行動。1902年11月,戴德生辭去總主任之職,1903年1月由何斯德繼任為第二任總主任。

1904年7月30日,戴德生夫人珍妮因癌症竟先他而去,葬於瑞士。1905年2月,戴德生在戴存義夫婦陪同下,啟程前往中國—-他心中眷戀的第二故鄉。他們於同年4月17日抵達上海,適逢”中國諮詢委員會”召開春季大會,故得以會見何斯德、范約翰、宓道生等主要同工。隨即前往揚州,度過復活節後,又前往鎮江,到教士公墓看望了瑪麗亞和孩子們的墓。然後乘船到漢口,與好友丁韙良(W. A. P. Martin)、楊格非(Griffith John)會面,並留下珍貴鏡頭,當時三人在華宣教時間合為156年。5月1至31日他們一行三人前往河南,探望教會與同工,所到之處,深受歡迎與愛戴。6月1日戴德生來到長沙,親見福音在禱告了三十年的土地上生根,心中倍感欣慰。兩天後他在長沙去世,享年73歲,歸葬在早他而去的愛妻與三個早夭兒女的墓旁,並他所深愛的中國土地上。當他離世時,內地會宣教士已由當年的24位增至825位;中國同工增至1,152位;中國受洗基督徒已達18,625人;有組織的教會有418個,宣教站、佈道所與會堂合為1,424個,學校150所。而且中國內地會所奉行的信心原則,例如不募款、不舉債、無定額薪資等,皆成為後來許多信心差會的典範。因此戴德生不僅被稱為”中國內地會之父”,也被視為”信心差會之父”。

1853年戴德生帶著基督的愛來到中國,52年後,他帶著中國人的愛,歸返天家。然而,這愛的故事並未因他的死而完結,乃是透過千千萬萬的宣教士、中國傳道人、信徒,以及他的兒孫,直到如今一百四十多年來,從未中斷,並且還將持續下去。戴家每一代都有人獻身於中國宣教。戴德生之子戴存仁在華宣教時間長達64年之久;他的兒子戴永冕(James II)也終身奉獻給中國教會,先後在河南、陝西、台灣等地,拓荒佈道,建立教會,開辦聖經學校,為教會培訓人才;他的兒子戴紹曾(James III)於1929年出生在開封,珍珠港事變後,曾被關入山東濰縣集中營。他的兒子戴繼宗(James IV)於1959年出生在台灣,現在已成為台灣人的女婿。他正如其名”繼宗”一樣,繼續事奉祖宗所事奉的神,繼續關心祖宗所關心的中國。如今華人的血已融入戴家,他們的第六代正在成長。幾年前,戴繼宗與妻子帶著年幼的兒子戴承約,來到鎮江戴德生的墓碑前,向神禱告,求那大大感動戴德生的靈,繼續感動承約,盼望他也像先祖一樣,願意奉獻自己的一切給中國人。神的愛,藉著戴德生、他的同工和他的後世子孫,就在此向我們顯明了。

作者:李亞丁

關於作者

作為世華中國研究中心的資深研究員,李亞丁博士現擔任《華人基督教史人物辭典》(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Chinese Christianity) 的執行主任和主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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