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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As a lover of Christ and a pursuer of truth, I write down my joys, memories and reflections.

    May God lead us all into the secret of His presence, and build us into the oneness of His body in love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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倪柝声在狱中(狱室同伴 – 吴友琦述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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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位弟兄姊妹,各位属灵的长辈,我来自中国上海。我姓吴,名友琦。今年(二00三年)六十八岁。我本来是中学教师,一九六0年因为反对“三面红旗”,被打成现行反革命,判处七年有期徒刑,关押在远东最大的监狱―上海市的提篮桥监狱。

倪弟兄是在一九五二年被捕,被捕以后就好象这个人从地球上消失了,没有人知道他的事情。感谢、赞美主,主怜悯我这个卑贱的人,爱我,留下了我,让我有机会把倪柝声弟兄在监狱中,凡我所知道的事情,可以告诉大家。

我和倪柝声弟兄相处前后一共九年(1963~1972年),其间曾分开过两年左右。感谢赞美主,最终又把我们带领在一起,直到他被主接走前三天,我们才分开。这么多年,有许多见证。倪伯伯也是个人,今天我要见证的是他属人方面的事。

一九六三年,因监房调动,把我和倪伯伯调在同一个楼层,同一个小组,并睡在同一个房间里。从此,我和倪伯伯结下不解之缘。

提篮桥监狱相当大,一共有十幢楼房,每幢楼房(即每个监房)有五个楼层,每个楼层有九十个房间。如果平均计算,每个房间关三个人,一幢楼就可以关一千多个人。这么大的监狱里,在几万个人当中,要遇到一个人并不是容易的。我和倪伯伯就在第三号监房里相遇,这是主的安排。

在我们这个牢房里,有倪伯伯、我,还有一个二十来岁的年轻小伙子,是个弱智,他讲话讲不清楚,一直哦哦哦,头不断地摇,右手总是在胸前放不下来,他也是一个反革命分子。

弟兄姐妹!我告诉你们:当我进入这个牢房时,我对倪伯伯是非常不友好,我对他很反感,我对他非常敌视,我看不起他,我不愿意和他讲话。为什么?因为他当时是小组长。在监狱里,犯人有小组长。在我的眼里小组长都是拍政府马屁的,都是政府的走狗,都在犯人的头上捞稻草,踏在人家的头上往上爬,好让自己减刑、别人加刑。另外,我为什么被捕,我又不偷、不抢、不杀人、不放火,我就是讲几句话,你们就抓住我不放,所以我怕,我惧怕他,我不敢和他讲话。牢房里三个人,一个弱智不会讲话的,一个就是他,一个我自己。他每天在写东西,他不汇报我,汇报谁呀?我敢和他讲话吗?一天到晚二十四小时没有和他讲一句话。他坐在门口写东西,为什么坐在门口?我们被关的牢房宽一米五、六左右,我伸开手可以碰到两边的墙;长有两公尺左右;三面是墙,没有窗,前面是铁门。铁门口有一点亮光,倪伯伯要写东西就坐在铁门口。发给犯人的饭、水,都是放在铁门口,门不用开,我们手伸出去,就可以拿进来。他坐在门口,东西都由他拿进来的,我的饭、热水、冷水都是他拿进来的。我不愿意和他讲话,从来不感谢他,是他自己愿意做的,我们两人关系很不好。

后来有一件事情发生,这是主的安排。我只有一个亲人,就是我的妻子。她是上海水产大学毕业,在上海景岗中学教化学,我们有一个孩子是个女儿。犯人家属每个月可以探监一次,送来一点东西。我的妻子很爱我,她每个月都会来看我,我以为她在外面还一直在教书,其实她也发生了事情。

一天,学校校长叫她去问:“周老师,听说你丈夫是个反革命,现在关在提篮桥监狱?”她回答:“是。”“你必须和他离婚。”我妻子说:“为什么? ”他说:“政府有规定,反革命家属是不能做人民教师的。你丈夫是反革命,思想反动,你和他接触在一起,你怎么能教好同学呢?所以你一定要和他离婚。”我妻子就说:“我和他结婚的时候,吴友琦不是反革命,他是上海市的拳击运动员,可以代表上海市出国比赛的。结婚以后才是反革命。如果我现在和他离婚,再嫁别人,这个很难保证,那人以后又是反革命,我又要和他离婚,再嫁别人?而且我们现在已经有个女孩,我还年轻,再嫁会另外有孩子,对现在的孩子成长很不利。再说,吴友琦被判七年徒刑,我可以等他,他出来以后照样可以建设社会主义,我们还可以做夫妻。”她这些话讲得非常有道理,校长和教导主任都讲不过她。可能就此罢休吗?不可能。过不多久,校长又叫她去问:“那个问题你考虑好了吗?”她回答:“不考虑。”校长说:“那我们也不考虑,这是政策规定的,你把工作证交出来,你不离婚就离开学校。”当时大陆的情况和现在完全不同,离开学校就没有工作,不能自己做任何事。我妻子离开学校以后,一路哭着回家,头脑一片空白,今后怎么办?生活怎么办?女儿怎么办?回到家里抱着女儿痛哭,没有人安慰她。

过了不久,到了探监的日子,她来看我,她把她的遭遇一五一十地讲给我听。我听了以后,非常气愤,天下哪有这种道理?我无缘无故被你们打成反革命,你们还不肯放过我的妻子、不肯放过我的女儿!我的妻子说:“我今天是卖掉手上的手表,才来看你的,以后我不知道怎么办。”弟兄姐妹,我没有杀人、我没有放火、没有偷、没有抢、没有爆炸,我不是国民党、不是特务,我不是地主,我什么坏事都没有做,我叫什么反革命?我没有贴一张反动标语、也没有发一张反动传单。我“反”在哪里?我想不通。但是有什么办法?当时我的妻子哭得很厉害,我没有流一滴眼泪。我从小在红旗下长大,共产党教育我,在敌人面前是不能流眼泪的,今天我就不能流一滴眼泪给你们看。我本来不是你们的敌人;我是拥护你们的,解放的时候我才十二岁,我还给解放军带大红花。是你们把我推向敌人一边,我这个敌人是你们制造出来的。五分钟的探监时间很快就过去了,我的妻子抱着小孩离开了;我站在那个地方看着我的妻子,我不晓得以后怎么办,我不晓得她会不会和我离婚。突然我妻子回过头来,大声叫:“你身体当心啊!”这叫声现在还留在我的耳朵里,是撕心裂肺啊!我没有任何办法,我不能冲出去,我不能窜出去,我没有机关枪,我不能和他们搏斗,我只能任他们宰割。

在狱警的推送之下,我回到牢房,我忍不住流出了眼泪。牢房里没有桌子、没有椅子、没有床,我靠着墙哭了起来。不久我发现我的一只手被人抓住。牢房里一共三个人,我知道一定是那个讨厌的倪伯伯抓我,我当时很气愤,他是我最瞧不起的人,他抓我的手做什么。我连话都不和他讲,我不要他同情,心里想把他的手甩开。我是个拳击运动员,当时我很年轻,他是个年纪大的人,又有心脏病,只要我一甩,他整个人一定被我甩到铁门上去。但是,弟兄姐妹!真的很奇怪,这是一件奇迹,当时我的手竟然举不起来,倪伯伯并没有多大力气,我至少举了三次,就是举不起来。这时我听到倪伯伯在我的耳边讲:“友琦阿,哭出来,哭出来好一点,舒服一点。”他的这句话很打动我。因为在监狱里有监规,规定不能大声哭。为什么不能大声哭?因为犯人都很伤心,你一哭他也哭,在监狱里大家哭起来就不得了,这叫监潇,对改造不利。我想,倪伯伯应该要对我说,你不能哭啊,你哭是犯错误的啊,要好好改造啊,总该这样讲才对。他是小组长,要站在政府一边。我万万没有想到他说,你哭出来,哭出来舒服一点。通过这句话我对他的看法有所改变。这时我放声大哭,我哭的非常响,我什么都不管了。就是监警过来,骂我、打我、枪毙我,死了算了,家里已经到了这个地步,死了也无所谓了。奇怪那天监警也没有来管我,后来我哭得没有力气了,倪伯伯拿毛巾给我擦脸,还倒水给我喝。我们两个人就坐在地上,从这个时候起,我开始和他讲话。我把自己的遭遇讲给他听,想不到倪伯伯非常爽直,他把自己的遭遇也讲给我听,把他家里的事情也讲给我听。从这天开始,我们的话越来越多。他告诉我他非常忙,他是基督徒。还告诉我,他的妻子非常爱他,他的妻子高血压非常严重,低压一百四、一百五,高压二百、二百以上,随时都有死亡的可能,都是主的扶持,主的怜悯。他希望他的刑期能够早一点满了,能够早一点出去,还能够和妻子见面,如果他的刑期长一点,他的妻子走得快一点,今世就永远不能见到他的妻子了。他的妻子像我的妻子一样非常爱丈夫。他还告诉我很多事情,我们两人的讲话越来越投机。他还说一个基督徒是不会反对国家领袖的,因为国家领袖是主让他做的,他向我传起福音来了。听了他的话,我心里想,我很清楚我自己是被冤枉的,这样看来他也是被冤枉的,他没有反对政府,基督徒不好反对领袖,你把他打成反革命,这不是冤枉的吗?所以,我就问他,你现在还信不信主?他回答说:“你们不信,我信;你们没有看见,我看见。”这是他的原话。很简单的话,我一直记住。

二十四年以前,有一个弟兄来找我,我把这一件奇迹讲给他听。我说,我想不通,当时我的手为什么举不起来,我这么大的力气,他握着我,我甩都甩不掉。弟兄讲得很有道理,他说,你这只手是举不起来的,主耶稣是不会让你举起来的。我一听就通了,是阿,我是一个卑贱的人,主找到了我,主拣选了我,我的手是举不起来的。

我们两个人关系好一点了,谈话投机了;旁边还有一个人,小弱智,他也高兴,在旁边一直笑。他讲话也多了,但是他讲的话我听不懂,最多百分之五十。倪伯伯全部懂,他做我的翻译,我们三个人就这样在一起苦苦地过日子。

但是,树欲静而风不止。有一天,监警把倪伯伯叫出去,过了很长的时间,中饭都来了,他还没有回来。现在我和他的关系好了,我就把他的中饭用棉被包起来。以前我是不会管他的,扔掉就扔掉,关我什么事。他回来后,我看他有点不高兴,坐在地上,我就问他:“叫你去做什么?”他说:“他们要我放弃信仰。”我说:“你答应了吗?”他说:“我没有答应。”他还说:“他们要我放弃信仰,如果我答应了,他们就让我回家。”我说:“你不同意啊?”他说:“我不同意。和我一起去的还有两个人,一个姓蓝的名叫蓝锡章,另一个姓张的。这个姓蓝的是上海一个很大的医院的院长;姓张的是上海一个县的县长。他们两个在天主教中都是比较有名望的。”我就问倪伯伯,他们两个怎么样?他说:“他们两个都放弃了,一会儿你就知道。”过了一会儿监房的广播喇叭就响了。监长讲话说:现在有两个犯人,通过政府的教育改造,思想转变了。表现很好,愿意公开放弃他们过去的信仰,放弃反动立场。现在他们两个人自己讲话。蓝锡章和张某就一个个讲话,他们先把自己臭骂一顿,又把天主教臭骂一顿,说天主教是帝国主义利用的特务组织,是反革命。他们是上当受骗,通过政府的教育,公开放弃这个迷信,脱离这个反动组织,彻底悔改。他们痛哭流涕。他们讲完了以后,监长就宣布,现在经过狱长的批准(监长是监房的头头,狱长是整个监狱十个监房的最大的头头),他们两个人提前释放,今天就回家。弟兄姐妹,当时听到这些话,整个监狱的犯人都震惊了,我也很震惊!倪伯伯就在我面前,我两只眼睛盯着他看,你前几天还向我讲,你的妻子对你那样好,你们是那么恩爱;你的妻子身体是那么不好,那么危险,你那么想念你的妻子。今天人民政府让你回去,你只要讲一句话,说你放弃好了,只要开一个口就好了,就回去了,你都不愿意!一句话你都不肯讲,你这个人是怎样的人?你相信主,相信到这样的地步!你这个人我真是读不懂。弟兄姐妹,我从小就读过这样一首诗,匈牙利诗人裴多菲写的,他写道:

生命诚可贵,爱情价更高;
若为自由故,两者皆可抛。

这说明自由是多么可贵呀!今天人民政府给你倪伯伯自由,你倪伯伯不要。倪伯伯为了主,生命不要了,爱情不要了,连自由也不要了。倪伯伯是三者皆可抛!他这么爱主,这么信主,我实在是受感动!共产党这个办法实在是触灵魂,对倪伯伯是很厉害的。你不放弃,放走两个人给你看。倪伯伯无动于衷,触不到他的灵魂。但是我的灵魂倒是被触到了,我知道倪伯伯这个人不是傻瓜、不是弱智,他这样相信耶稣是有道理的,相信耶稣一定是很好的好事情;我也要相信耶稣,我也要跟着倪伯伯相信耶稣。从这个时候开始我觉得一定要信主,人人都要相信主,要脱重担要相信主,要得平安要相信主。

有弟兄姐妹问我,你是读了倪伯伯那一本书、那一篇文章才相信主,我说我不是读他的文章相信主的,我认识他的时候还不相信主,没有读过他的文章;我是读他的人才相信主的。中国有一句话,言教不如身教,我是看到他的实际行动,这感染了我,我才相信了主。倪伯伯是个人,我就是对他这个人的感性方面的认识才相信主。他的这件事对我的影响是非常非常深的。

我就是这样通过倪伯伯在监牢里得救的。倪伯伯在监牢里,他并没有站在一个很高的地方,把手一举:朋友们!你们都要相信主阿,于是几万个人都相信主啦。倪伯伯也没有在监牢里和共产党作斗争、斗到底,是英雄、是好汉;不是这样,这是谎言,没有这个事,他只是坚持不放弃信仰。我们说话要实事求是,我在基督里说真话,并不谎言,有我良心被圣灵感动,给我作见证。

我们第二次相遇是在安徽省的白茅岭劳改农场,在那里我们又在一起呆了五年。相遇时我们俩都很感动,我写了一首诗:

彼此依依相见晚,主有安排难预感;
本是同袍同泽人,皖地重逢叙忠悲。

那时他的身体已经很差,年纪又大,步履艰难。我们住的地方,离开食堂大概有六、七十米远。我们是住在低处,食堂是建在上面靠近公路的边上。到食堂去打饭,要爬过两个陡坡,过马路。这对倪伯伯来讲,根本办不到。所以每天三顿饭,都是我帮他打,带回来吃。忽然有一天,狱警把我找到办公室。他问我为什么天天帮倪儆夫打饭。我说:“他年纪大了,身体不好,两个坡他是爬不过去的,我帮他打饭,照顾他,是应该的。”想不到这个狱警把脸一沉,对我说:“胡说,他是装病,让他自己去打饭,以后不要你帮他打。”这很清楚,他们是在故意刁难倪伯伯,当然我不去理会他们的警告。

过了几天,有一次我又到食堂打饭,伙房里的工作人员对我说:狱警已经通知,谁都不能帮倪儆夫打饭,他要自己来吃。在这样的情况下,我只得回到宿舍里,一五一十地把情况告诉倪伯伯。我知道倪伯伯是一个知识渊博的人,我叫他赶紧想办法。我就坐在他旁边,等他拿主意。等了很久,他终于开口,他说:“我愿凡事顺其自然。”我听了他的话,大吃一惊,听其自然,一切顺从主的安排。我真是又气又急,没有想到他怎么讲这样一句话。 “你不想吃饭啊?”我不想去顶撞他,只好把自己的饭分一点给他吃。就在分饭的时候,感谢、赞美主,主给我这个笨头笨脑的人一个好主意:我本来中午是吃五两饭,现在我可以对食堂伙夫说,今天我劳动累了,我要多买一两。食堂不会怀疑我。我就打六两饭,回来后,我把二两饭给倪伯伯吃。他年纪很大,二两饭就够了;我吃四两,虽然少一点,但还可以过得去。就这样,我们两个人每天分而食之,难关也终于渡过去了。

一九七一年,有一天狱警允许我把一封倪伯伯的家信带给他。原来信上写着,倪伯伯的妻子倪伯母从椅子上摔下来,断了两根肋骨,正在医院抢救。我一边劝倪伯伯不要着急,一边叫他赶紧打报告,要求回上海探亲,我可以陪他一同回去。照理,当时我和倪伯伯早已刑满,不是罪犯了。但是一九六六年,中国发生文化大革命,到期的犯人一个都不释放;按照规定,我们每年可以回去探亲一次,为期半个月。我想,现在家里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,总可以让我们回去一次罢!

一开始狱警对倪伯伯说,让我们考虑考虑。后来又说,你心脏病这么厉害,路都走不了,怎么回上海?倪伯伯对他们说,我可以陪他回去。狱警说,再考虑考虑,这样一拖就拖了半个月。当我们再去问狱警时,这个监警干脆把脸一板说:“你回去干什么?你又不是医生。况且你老婆的病情现在已经好转,我们了解过了。我们研究过你要求探亲的报告,我们不批准。”倪伯伯一句话都没有同他们争辩;也不让我和他们讲道理,就和我一起回到宿舍,他默默地祷告。有人看到倪伯伯嘴唇在动,就问我:“老倪是不是在作祷告?”我说:“没有,他是在作气功。”后来狱警也来问我,我也照样回答他。但是我知道,倪伯伯一天也没有停止过祷告。

终于有一天中午,我收工回来,看到倪伯伯泪流满面,原来倪伯母去世了。倪伯伯很悲伤。我一面劝倪伯伯不要悲伤;一面鼓励倪伯伯再打报告,要求回上海奔丧。我想这一次总该批准罢。想不到左等右等,还是不批准。狱警说:“人已经死了,你回去有什么用?”弟兄姊妹,有谁受过比这个更痛苦的折磨么?倪伯伯心痛阿!他要主,坚决相信主,他忍受下来了。

当时他写了一首诗:

哭千声,唤千声,
卿声我惯听,缘何卿不应?

我看到这首诗,就在下面和道:

横报告,竖要求,
奔丧人长情,奈何不批准?

倪伯伯一生爱主,遭受了很大的痛苦。过了几天倪伯伯就从悲伤中脱离出来,他的生活恢复正常,每天坚持祷告。

九个月以后,他被调到白云山,那是一个皖东的僻野。一个连路都走不动的心脏病人,一个人坐在拖拉机上巅簸着和我们分别了。三天以后,传来了倪伯伯耗讯。

倪伯伯除了在身体上遭到折磨外,他在精神上更是忍受了难以忍受的摧残。他一生受了很多的苦,什么也没有得着,但是他得着了主。他让我们透过他看到了主!他是瓦器,但是在他这瓦器里有宝贝!

今天我们在这里可以自由地喊:“主阿,我爱你。”在中国大陆也可以随处喊:“主阿,我爱你。”但是当年在极左路线的统治下,是不能喊的。倪伯伯一生爱主,却有二十年之久受限制,人不准他喊一声:“主阿,我爱你。”你们想一想,如果二十年不准你喊一声:“亲爱的母亲,我爱你。”不准你喊一声:“亲爱的女儿,我爱你。”或者“妻子,我爱你。”你受得了么?然而,倪伯伯忍受了这一切。今天让我们因着他,一起高喊三声:“哦,主阿,我爱你!”“哦,主阿,我爱你!”“哦,主阿,我爱你!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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